工作坊︱明清西南政治地理研究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李昕通过考察成化年间播州宣慰司的嫡庶之争与安宁宣抚司的设置，揭示了明朝前期播州宣慰司管辖众长官司的生存状况及反抗伏笔，以此进一步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李昕通过考察成化年间播州宣慰司的嫡庶之争与安宁宣抚司的设置，揭示了明朝前期播州宣慰司管辖众长官司的生存状况及反抗伏笔，以此进一步说明了其历史特殊性及改流必然性。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博士研究生宗晓垠通过文献考订与实地勘察相结合，梳理了明清时期大理府十二关长官司的两次移治，指出了十二关长官司得以长期延续的关键，便是其在白盐井西行运销驿路中的守御作用。而长官司辖境北部铁锁箐、赤石崖势力的消亡，为长官司控御地方和守护盐路释放出了足够的弹性空间，客观上促成了长官司向西移治至米甸坝区的行为。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郑维宽教授进行了题为《明清时期广西思恩府所属土巡检司的辖域与迁移考析》的报告。郑维宽对明朝在思恩府境内所设九土巡检司辖域进行了详细考察，并对部分土巡检司管辖地域分散、治所远距离迁徙等情形的考证和推论其背后深层次原因做了举证分析。

土司历史地理考订与研究是本次工作坊的重要议题，第三场报告便以此为主题展开。上海大学文学院郭红副教授《清代广西土巡检司的政区等级探析》的报告以政区层级为对象，考证了清人对广西部分土巡检司政区认知的源头与变化，指出了清人对广西土巡检司的认知经历了从土属政区到县级政区两个阶段。至清末民国初，广西土巡检司改土归流过程中普遍废土官改设弹压，后又改置县，则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将其作为县级政区的意识。

韩国明知大学史学科郑哲雄教授的报告题为《明代湘西北地域的卫所和隘官》，认为明朝在湘西北一带设立卫所后，便积极将该地区长期以来作为土著势力存在的“隘官”编入其中，通过授予诰命和朝贡体系来谋求地区稳定，使“隘官”从单纯的土著势力转变为受王朝认可的世袭势力。他指出“隘官”是兼具土司、土官、卫所军官三个要素的地域社会的有力阶层，具有一定复合性质，是为明代常规的土司制度之外的存在，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日本帝京大学短期大学的准教授野本敬带来了题为《作为文化资源的家谱：重建“汉化”彝族的历史记忆》的报告，以彝族家谱为研究对象，揭示了彝族土司即便存在认同和源流已经模糊的情况，但仍会调动所有与自己有关的现有文化、知识资源——包括本地地方文献，同时搜集片段的口碑、记忆，以将同一家族中疏远的分支重新结合起来的历史过程。野本敬认为，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代时期彝族家谱的编纂，均是为了重建过去的“实用”情节以适应当代的需要，试图在官方框架所提供的知识资源的基础上进行重构的过程。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沈卡祥《社会传统与国家治策：明清时期傣泰土司陪嫁地研究》的报告介绍了明清时期西南边疆地区土司因联姻互赠所产生的陪嫁地。在时空分布上，沈卡祥介绍了土司陪嫁地的诸多特征：陪嫁地通常位于相邻土司交界地带；陪嫁事例逐渐减少，最终消失于晚清；陪嫁地面积大小差异较大，总体上有缩小之趋势。研究认为，土司陪嫁地的盛行与王朝羁縻治策下社会传统的持续运行有关，其产生对相关各级政区幅员、界线和西南边疆国界的划勘、形成有重要影响，并对地方治理有所窒碍。随着中央权力持续下沉，及清王朝从“传统国家”到“主权国家”的转变，土司陪嫁地逐渐走向终结。因此，对土司陪嫁地演变的考察，可以揭示联姻陪嫁社会传统演变的历史脉络。

西南边疆史地与民族史地的研究，一直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和其他相关历史学研究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一地位的形成，依赖于方国瑜等先生精深开拓和多代学人不断努力，更是与历史上西南之于中国、边疆民族之于王朝的意义紧密相关。较长时期以来，与北方、西北等边疆区域在对“内亚史”“腹地边疆”等前沿学说及概念上的热烈争鸣与相应学术创见相比，西南边疆和民族在历史上的复杂性、学术理解等，虽有不俗的研究成绩，但理论、学说总结有限和讨论不足。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董嘉瑜博士后也聚焦川西北地区，他的《府界变迁视域下清代川西北黑水河流域族群治理研究》报告以政治地理的视角，思考明清两朝在西南边疆治理模式的不同及其影响。认为明代主要借助军事弹压来维系帝国在边疆区域的军政关系和民族关系，清代则借由军事征讨、改土归流、分隶管辖的方式，主动对黑水河流域的族群展开积极治理，并以“厅”制这种新的政区模式在边疆地区进行推广，基本有效实现了对此流域的管控与治理。而黑水河流域族群内部的分化整合，则从另外一个层面向我们展现了族群本身对王朝势力的适应。

文章来源：《世界地理研究》 网址: http://www.sjdlyj.cn/zonghexinwen/2022/0601/646.html

上一篇：庆北大学-韩国留学地理学专业培养实用地理学世
下一篇：前瞻全球自然地理周报第1期：多地目睹壮观英仙